我们上飞机的那天，送行的人足足来了有一个连，场面蔚为壮观。
杜政平的父亲免不了有点暴发户气派，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辆酒红色的奔驰车威风凛凛地把儿子送来，一出场就镇住了大家——至少镇住了我妈。从那一刻开始一直到上飞机前的一个多小时里，我妈的眼睛看他的时间比看我的还多，还一个劲在我耳边悄悄地问有关他的情况，从年龄到专业，从家世到性格，再到有没有女朋友，不厌其烦。
当我妈问到他的学校离我的学校有多远的时候，我终于忍无可忍，缴械投降。我把杜政平叫过来，问他：“你知道你去的学校离我的学校有多远吗？”
杜政平完全继承了他父亲的“见面熟”，走上来先甜甜地叫一声伯母，然后居然一板一眼地说，“这个我在网上已经查过了，从我学校所在的奥斯丁到她学校所在的拉斯克鲁斯，总共有六百二十二英里，折算成公里的话就是差不多一千零五十公里。这在美国来说，已经算近的了。我早就学会开车了，打算到了那边合适的话就早点买车，说不定今年圣诞节就能自己开车过去看看关璐。”然后他转过头来冲我甜甜地笑。
我目瞪口呆——为他的老谋深算和厚颜无耻。
我妈显然对他的答案非常满意，开始“小杜”来“小杜”去，口口声声拜托他照顾我云云。脸上摆出的神情，分明已经有几分“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喜欢”的味道。
杜政平也兴高采烈地“伯母”长“伯母”短，两个人谈得很投机。
郑滢一直担心个把她从前的男朋友会不请自来找麻烦——大学里她素来众星拱月，收到的情书加起来放满了床头的饼干盒。但是，自从她下定决心要到美国念书以后，就和从前的男朋友都断绝了往来。拿到签证那一晚，我们三个跑到一家酒吧里喝啤酒一直喝到凌晨，郑滢扬着盖有签证的护照醉眼惺忪地说：“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去考吗？去年我妈给我介绍了一个美国什么大学的博士生，说是嫌在美国的女孩子太开放，要回国娶老婆，那人比我大九岁，脑袋上都已经开始秃了。我没嫌弃他，结果你们猜怎么样？他竟然还不要我！原来他家里总共安排了九个女孩子相亲，他挑了个更加漂亮的！从那以后，我就发誓一定要考出去，到了美国，自己挑，好好地挑，想嫁什么样的人，就嫁什么样的人！”
郑滢多虑了，她的男朋友一个也没来。惟一来送行的，还是我从前的男朋友陈志骅。
我是在觉得自己好像应该有个男朋友的时候认识陈志骅的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大起大落，分手也相当平淡——到了大学四年级，我打定主意去美国深造，他更加喜欢家里为他在市财政局里物色的饭碗。他说“我是家里的独生子”；我说“我也是家里的独生女啊”。他说“我们两个人好像很不一样”，于是，我们说好，假如我的签证办不下来，就接着交往下去；假如我签证成功，就分手。后来，我的签证办下来了。